“山民捕获少量野猪，怎么看？”--司法实务专家汇聚磐安开展交流
近日，磐安县人民检察院立足检校合作平台，依托“‘千万工程’与乡村振兴法治保障学术交流会”，围绕“常见涉野生动植物刑事案件争议焦点”“生态环境保护公益诉讼”等主题开展交流。
交流会邀请了杭州、温州、金华、衢州、舟山、台州、丽水等山区海岛检察院代表、省法院、省检察院以及金华市公安局相关部门负责同志、司法实务专家参与探讨交流。磐安县人民检察院党组副书记、常务副检察长黄攀峰主持会议。
交流会第一单元
关于非法狩猎、非法捕捞等常见涉野生动植物案件办理中的争议问题
发言环节
陈海飞
磐安县人民检察院生态检察室主任兼第二检察部副主任
一是磐安县大盘山系国家级自然保护区，禁猎区内全年禁猎，但野猪滋扰人畜、破坏庄稼事件时有发生。对于山区县而言，在办理狩猎类案件时，尤其需要注意平衡野生动物保护与群众生命财产安全问题；二是行为动机有部分系出于本人食用、医用，部分系为了观赏、饲养，部分系出于交易牟利，也有部分系为保护农田农作物，需区别动机、目的准确适用宽严相济。三是办理非法狩猎、非法捕捞（以下简称“两非”）案件需注意事、行政和民事责任的平衡问题，结合当地实际进一步细化完善行刑衔接机制。
赵 琦
文成县人民检察院第一检察部主任
一是目前“三有”保护动物名目调整，部分“水陆两栖”野生动物管理范围发生变化，相应法律法规需要进一步明确；二是部分“两非”案件存在入罪门槛较低问题，实践中行刑衔接需加强；三是需考虑行政处罚与公益诉讼的平衡问题，如非法狩猎画眉鸟案件，建议行政处罚和公益诉讼的惩罚性赔偿择一进行，可优先适用行政处罚。
张锦秀
天台县人民检察院平街检察室主任
一是近年来，当地非法捕捞水产品案件呈上升趋势，且有多人系惯犯，办理“两非”案件需考虑行为的偶发性和长期性做出区分处理；二是山区县有别于海岛县，非法捕捞多发生于小溪小河，捕捞对象多为小溪鱼，存在频繁捕捞但总计重量轻的特点，处理时不能唯斤两论；三是野猪已不再被列为“三有”保护动物，但仍属于浙江省一般保护陆生野生动物，在罪与非罪问题把握上应当审慎。
胡俊杰
仙居县人民检察院第一检察部员额检察官
一是部分行政法规发生变化，但普法宣传尚不足。如自2021年开始，过去常见的植物“金豆”成为国家二级保护植物，已有入刑案件，但对群众的普法宣传尚不到位；二是部分野生动物保护名录发生变化，如部分蛙类已被调入“水生动物”名录，相应规定应当及时衔接；三是需进一步明确“两非”案件关于“情节显著轻微”与“犯罪情节轻微”的标准，指导基层司法实践。
与谈环节
朱武伟
金华市公安局森林警察支队执法指导大队大队长
狩猎和捕捞是我国传统生活方式，由此衍生出的猎户和渔民职业也普遍存在于民众日常生活中，因此，办理“两非”案件尤其要做到严格执法、公正司法，确保“三个效果”统一。一是要准确适用法律。由于野生动物归类方式发生变化，导致涉及罪名差异，常见于涉蛙类和龟类案件；办理具体个案应因地制宜，综合考量，不能唯数量或重量论。二是建议进一步细化完善相关解释，如“禁用工具”的认定、罪与非罪的把握问题等；三是强化行刑衔接和社会治理，行政处罚应成为遏制违法犯罪的“第一道防线”，要解决多头监管，加强普法宣传，注重案件办理的后续治理效果。
陈 阳
浙江省人民检察院第一检察部四级高级检察官
目前“两非”案件存在不起诉率较高的特点，应当结合最新司法解释相关规定和政策导向，秉持“三个善于”理念。一是实践中要注意把握罪与非罪、违法与犯罪的界限，行政处罚要有效跟进，节约司法成本，降低司法风险。二是对于行为人的经济处罚要掌握好比例原则，防止行政罚款金额过高，与罚金刑不成比例等。三是建议上级尽快出台统一标准，针对“两非”案件研究细化刑事处罚标准，科学划定“犯罪圈”。
夏祖银
浙江省高级人民法院环境资源审判庭副庭长
依法办理好破坏野生动植物资源犯罪案件，对于依法惩治破坏野生动物资源犯罪、保护野生动物资源和维护生物多样性具有重要意义。一是近年来涉野生动植物犯罪的罪名分布发生明显变化，“两非”犯罪成为新的增长点，反映出公众对于保护野生动植物的意识增强，但要严守法律底线，注意罪名竞合问题。二是准确把握“两禁”条件下入罪标准问题。对违反“两禁”即在禁猎期（禁猎区）使用禁用的工具或者方法狩猎（捕捞）不应一概入罪，应当综合动机、目的、情节、后果，区分初犯偶犯、惯犯累犯等，全面准确贯彻落实宽严相济。三是有机衔接、精准发力、联动协作。要坚持综合裁量原则，统一执法司法尺度，同时要充分考虑行刑反向衔接问题，避免“不刑不罚”，加大宣传普法力度。
